尽管乾隆最终选择了嘉庆继位，永璘依旧被宠爱，乾隆临终时特别交代嘉庆要善待永璘。表面上，嘉庆尊重父亲遗命，刚一亲政就封永璘为贝勒，赐号“庆僖”，这是宗室中极高的荣誉，也是乾隆“恩宠”的象征。然而从实际权力上看，永璘并没有实质性掌控任何权力。
1801年，永璘晋封亲王，亲王的身份地位更高，但这不过是嘉庆的“高抬”之举，永璘依然被排除在政治核心之外。他被安排负责一些宗室事务，比如祭祀和典礼等琐事，权力被严格限制。年仅19岁的弟弟，论能力和资历，都不足以威胁嘉庆。更重要的是，永璘的身份过于敏感，乾隆曾宠爱过他，宗室中不乏支持者，如果他有心反叛，宗室势力可能会割裂，这样的潜在风险让嘉庆不得不小心防范。
永璘本人倒是安分守己，不争不抢，低调行事。表面上看他封赏频繁，但实际完全被排除在权力的核心之外。他的日子虽显风光，实则内心孤寂，在这场权力博弈中，他连登场的资格都没有。
与永璘不同，永瑆是乾隆晚年的文化继承者。永瑆是乾隆第十一子，出身较高，母亲是惇妃汪氏。乾隆非常看重他，亲自教他书法、诗文，他也未辜负父亲的期望，才华横溢，成为宗室中的一位才子。嘉庆继位后，立刻封他为成亲王，这不仅是对乾隆遗愿的“照顾”，也是政治上的考量，永瑆的才学能够发挥作用，但嘉庆绝不允许他轻易涉足政治。
嘉庆并不担心永瑆会造反，因为永瑆文人气质浓厚，宗室身份限制了他的权力野心，他的目标十分明确：专注于文化领域，写诗、研究书法。嘉庆对此十分支持，永瑆的第一个重大任务便是管理文渊阁。文渊阁不仅是藏书楼，更是清朝文化政策的核心，永瑆被安置在这里，既保住了他的颜面，又有效避免了他接触政治。
1805年，嘉庆又安排永瑆主持《四库全书》的续编工作，这项任务需要极高的文化素养，永瑆全力以赴，最终成功续编，使得他的声誉更加响亮。然而，政治地位却依旧停滞不前。虽然他的文化成就非凡，嘉庆依旧通过将其引导到文化领域来避免他参与更多的政务。嘉庆的这种做法，虽看似对永瑆的才华高度赞赏，但却将他局限在了一个象牙塔内，永瑆未能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。
永瑆一生过得相对淡泊，虽然他才华横溢，但始终未能参与更多政治事务。嘉庆的这种安排，无疑将永瑆的才华引向了一个无奈的局面。
与永璘和永瑆不同，永璂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无奈。永璂的母亲是纯惠皇贵妃苏佳氏，出身显赫，深得乾隆宠爱，乾隆曾考虑过将永璂作为继承人。然而，永璂自幼体弱多病，虽然乾隆宠爱他，却始终无法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。1796年，嘉庆继位后，很快封永璂为质郡王，给予他较高的礼遇。但这份礼遇更多是因为永璂身体虚弱，他不像永璘那样有乾隆的遗命保护，也没有像永瑆那样的才华，嘉庆的封赏背后，含有深意。
永璂性格温和，平时更注重养病和读书，每逢朝廷大典，他的参与都比其他宗室少。表面上看似不受重用，实际上，嘉庆有意疏远他。1799年，乾隆驾崩，同年永璂病情加重，嘉庆亲自下令派太医为他治疗，并拨款修缮王府。尽管如此，这些努力并未改变他的命运，永璂于同年去世，年仅27岁。虽然嘉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，并追封他为质亲王，谥号“端”，但这些表面上的体面，难掩嘉庆心中冷漠的真实情感。
永璂的早逝，表面上看似因为健康问题，但实际上，永璂的存在始终未能构成对嘉庆的威胁。对于嘉庆来说，永璂的离世既是一场意外，也是一种“解脱”。
嘉庆的执政风格，向来以恩威并施为主，他在宗室内部采取微妙的平衡策略，既要显得宽容大度，又要确保任何人都不能威胁到皇权。永璘、永瑆、永璂，这三位乾隆晚年留下的“问题”，无一例外地被嘉庆以重赏、虚权和疏远的方式解决。他通过赋予他们足够的面子，让他们看似风光，但实质上却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嘉庆的做法冷静而理智，他把皇权置于亲情之上，这种做法从帝王角度看无可厚非。嘉庆的宗室政策，逐步将权力集中于皇帝手中，为清朝中后期的权力结构奠定了基础。永璘的隐忍、永瑆的才学和永璂的早逝，成为嘉庆在宗室政治上的深谋远虑，他通过笼络、隔离和防范，使得宗室在表面上看似和谐，实则权力完全被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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